五 · 一读好书 | 一起走进《隐于辽阔的时光》第二期

岁月如烟。记忆的丝线上保留着一些寥落而夺目的珠子，原初的光泽令它们历久弥新，就像一部名著中那些扛鼎的细节。

你见过猞猁吗？我扬起脸，问高大的父亲。

父亲的手里是一件黑色礼服呢面的猞猁皮大衣，领子是拔针水獭的。母亲也有一件同样的猞猁皮大衣，咖啡色华达呢面，领子的颜色稍深一些，是带针小水獭皮的，与父亲的这件大衣相映成辉。

父亲把这两件漂亮的大衣一一提起来，然后将其府绸衬里套向上一拉，再向外一铺，这样便罩住了大衣的外面，至于大衣的毛皮内胆，并不多么珍贵，况且因为其涂了油似的顺滑，几乎一尘不染。父亲把它们挂到衣架上的时候，我的眼前一道炫光。

猞猁皮毛朝外，呈现秋麦般成熟的颜色，金辉隐隐，一抖，又闪出些许小黑点，再一抖，小黑点变成了许多不规则的图案。父亲用手指轻轻一拨，皮毛的根下绽放出一层灰白色茸毛，亮如丝绒，其柔润仿佛凝结的羊脂。接着，他拿起我的手，放在猞猁毛皮之上轻轻一顺。于是，此后人生中，我的手常常本能地寻觅这种别致的质感。猞猁，成为我独有的，回到童年的秘笈。 

六十年过去，此刻，父亲的猞猁皮大衣虽然已经破旧，仍然在我书桌旁边的椅子上，陪着我进入文学。母亲的那件大衣莫名丢失，我正执意寻找，不惜任何代价，只为追忆似水年华，纪念万物丰盈的时代。 

父亲告诉我这是山猫的皮张，山猫比地板上的那只公猫大多了，高矮和草原人家的大藏獒差不多，不过不像藏獒那么憨壮，它腰细身长，活动起来像猫那么轻盈自如，像豹子那么迅捷，是大兴安岭森林中数一数二的猛兽，常常像长白山的东北虎一样占山为王。它们平时喜欢呆在树上，像猴子那样来回攀援，如果从地上跳跃，它可以跳到三米高，直接跳到其它野兽的背上厮杀，抓住一只森林狼很容易。它长得的确有点像猫，但是细看又有点像虎和豹，林子里的人们叫它山猫，猞猁是它在书本上的名字。

猞猁

你见过猞猁吗？

它是不会和你打照面的——父亲摇摇头。

读过海拉尔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厂史，我回溯出，父母定制这两件大衣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期间。那时三十出头的父亲，是海拉尔肉联厂的生产厂长。这个工厂当时名扬中外，是亚洲最大的肉类联合加工厂，每天要屠宰一万多只羊或者三千只牛，其产品白条羊、分解牛肉、牛羊肉罐头、羊肠衣等，出口前苏联和多个阿拉伯国家。父亲经常穿着一身白色工作服，在车间搬运产品，操刀卸骨剔肉，每年初冬时节，他还要骑着马，背着猎枪，和工人一起到千里之外赶运畜群。工作使父亲成为猎人，他多次穿越大兴安岭西麓的林地和草原，打狼，驱赶狼群，顺手打个草狐狸，打个狍子都是常事儿，他竟然没有见过猞猁，我的兴致有些黯然。

一切都是为了工作需要。我的父亲母亲花掉两个人一个半月的工资，专门到海拉尔著名的高台阶服装店，定制了这两件和他们日常生活极不匹配的皮大衣。记得母亲说过，裁缝是从前苏联回来的专做俄式大衣的老师傅。这两件大衣做得很是精美，使用非常优质的进口面料不用说，单看那垫肩的硬朗造型，硬麻布支撑出的挺括，手工扣眼针脚的缜密，便足以叫人啧啧赞叹。我的父亲和母亲，因此自信满满，面对咄咄逼人的前苏联客户，愈发器宇轩昂，义正辞严。我清晰地记得一个镜头——母亲陪父亲从贸易会晤现场回到家，像京剧里刚刚下场的巾帼英雄，恋恋不舍地卸下身上的大靠，坐下，依然神采奕奕。后来父亲几杯小酒垫底，常说：“老大哥也是纸老虎，不过鼻子大一点。”

父亲伸出手掌，从上而下，在猞猁皮毛上一捋，又一捋，猞猁毛茬在他的手掌下俯倒又立起，有了生命一般。

父亲说：“一上冬的猞猁，最肥实……”

你见过猞猁吗？

我的童年到读图时代的到来还需要最低四十年的距离，我十分好奇。

父亲告诉我——猞猁这种动物，在大兴安岭林子里，除了少见的貂熊，谁也不敢惹它，兔子、松鼠、狐狸、松鸦啥都能吃，它们尖利的爪子好似匕首，平时扣在脚丫里面，用有弹性的脚垫着地，跑起来马都追不上，在冰面也滑不到，猞猁又会游泳又会上树，耳朵上那两撮迎风立着的黑毛，就是它自带的无线电，老远就能听到你来了……

猞猁

六十年代初，呼伦贝尔人烟稀少，草原林地平均一公里不足三人，生态可以借用“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一言以蔽之。狼掏羊群，棕熊到猪圈抢食，春季开河的时候，大鱼被冲上岸，人都吃不过来，直至晒成鱼干，拿来当烧柴，政府经常组织老百姓打狼，工厂宿舍的木栅栏上常常挂着狼皮、旱獭皮、狐狸皮、紫貂皮和熊掌、犴鼻子、鹿角之类的山货，父母用来做大衣的猞猁皮当然也不是稀罕之物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大地会落得个白茫茫真干净，猎人们在山林间遇到的只能是另一个猎人，如果有人发现了一串熊迹或者狼脚印，这个消息会变成空谷足音，在猎村或者牧场的上空久久漂移。

林子憔悴了，就像一个妙龄女子顷刻间给掠走了满头乌发，任由颟顸的阳光和风走进亘古之境，结果是林间腐殖层水分蒸发，草木干枯，树冠的繁芜，熊仓狼洞的幽暗，鸟巢的隐秘，不幸纷纷曝光，百兽惶惶不可终日。一个边防战士告诉我，他曾看到成群的驼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惊恐狂奔，它们毛皮无光，叶状的犄角断裂欲坠，到达悬崖，径直跳下去，有的凫水而去，有的终成河滩上的白骨；当年的伐木人告诉我，他看到一个貉子的家庭突然爬上运材公路，走着走着，后面七只小貉子的身子开始偏斜，渐渐地就不动了，留下一条死亡斜线……

草原呢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快速开垦，造就了无数大块麦田，却破坏了植物的多样性 ，动物也也开始锐减。夏季一碧千里，使人们一时还感觉不到无数昆虫、小鸟和小啮齿动物的消失，到了秋天，拖拉机开始翻地，草原鼠的家被掘出来，那些在黑暗中蛰居的大小鼠辈惊恐万状，全无目的地在黑土上逃窜，最后，一个个把脖子卡在草木的枝杈上自杀。冬天过去，它们的干尸在风中互相碰撞，咔咔作响……放下猎枪的猎手，在候鸟返回的春日，绝望地瞭望天空，头雁的咕咕鸣叫哪里去了？蓝水雪岸天鹅优美的舞姿哪里去了？突然，他的心被刀剜了一下，很痛很痛，因为他在低头的一瞬，看见刚刚出苗的麦地布满了油绿色的反射光，是数以千计的绿头鸭，吃了农药浸泡过种子的青苗纷纷绝命。

谁之罪？生存抑或吃饱，是一个最容易找到的借口。

看看世世代代在冰天雪地里以狩猎放牧为生的族群吧，自遥远的呼伦贝尔有了人类学家留下史料以来，没有他们猎杀怀孕野兽和幼小野兽的记录，没有他们因生活引发森林大火的记录，也没有任何牧民挖毁草原、污染河水的记录，他们所在的中国之北，苔原以南的森林草原，不曾存在生态退化问题。他们在靠近北极圈的泰加林中游猎，在草原上逐水草而游牧，走走停停，一杆猎枪，一座撮罗子、一座蒙古包足矣。对于自然，他们占有的很少，索取的也很少，他们崇尚万物有灵，相信生死轮回，希望在深邃的密林中和芬芳的草原上，与万物共享季节的盛宴，永续苍生。

猞猁

我认为也不应该把人类的狩猎欲望视为原罪。人性，除去文明的包浆，还不可避免地受本能驱动。这不是有善和无善的问题，更不是“人之初性本善”的问题，不能用各种大道小道的后天之见来解释，这应该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。事实上，狩猎者一旦冲向猎物，生命的力比多立马喷薄而出，让渺小的自己瞬间变得如狼似虎，而搏斗获胜，人类会获得一种幸福的多巴胺，感觉自己已然气壮山河，无所畏惧。这就是为什么古往今来，人们痴迷刀枪剑戟的原因，也是黑泽明的电影《德尔苏.乌扎拉》因其中那个能辨众兽踪迹、能懂百鸟啼鸣的猎人形象轰动世界，海明威作品中的硬汉气质迷倒大片读者的奥妙。我敢说，人类中的一半——所有男性身体里都潜伏着左牵黄右擎苍的梦想。狩猎是人类获取自信的一种本能。

二〇一一年，我认识了一个叫塔如梅的鄂伦春族猎人。那时候他已经快六十岁了，他已经放下猎枪多年，耕种六百亩土地，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。他见到我，完全不在意我要问什么，开口就切入了那个早晨的故事：“——林中的五月冰雪酥软，杜鹃花刚开，我没发现大野兽的踪迹。谁知，走着走着一抬头，就看见一只从冬眠中醒来的大棕熊，它已经爬出熊洞，正在树上蹭毛皮上的污垢。距离太近了，好在它还没有发现我。怎么办？我屏住气，趁它在俯身树干的当口，轻轻把枪支起在枪架上，猎犬也懂事，一声不吭。我一勾扳机，刹那间林中冰雪四溅，大熊被击中心脏，等它扬起熊掌扑过来，已经没有了力量，就像一块石头似的栽倒在雪地上。这时候，我突然听到身后传来“吭哧、吭哧”的声音，近的好像耳语，似乎有只魔爪就要搭在我的肩膀上。我没慌，不回头看，向前方慢慢移动脚步，猎犬急了，冲上去拦那个东西，我提着枪疾跑，跑出去快二十米的时候，一闪身躲到一棵大树的后面。我的天！原来是一头长着獠牙的大野猪，它好像被刚才的枪声吓傻了，正呆呆地看着我，我有了合适的站位，一枪轻松解决了它。我没觉得，干掉这两个被天神怪罪的傻瓜，是了不起的本事。正打算离开，又来了个大棕熊，有一米六七高，它迎面走过来，张着大嘴，扬起一只前掌，冲着我吼叫着，看样子是来复仇的。大熊越来越近，我已经闻到它嘴里腥臭的气味了……说时迟那叫快，猎犬箭镞一般冲了上去，大熊的注意力一分散，我稳立双腿，举枪就打，第一枪穿透了它张开的大嘴，第二枪打中了它的天灵盖。这么说吧，当天神给猎人送礼物的时候，你要是没本事接住，就只能当天神送给野兽的礼物了……”  

说完这一切，他陷入沉默，眼睛里的光彩依旧，久久沉浸在记忆的高光里。

在多布库尔河畔的猎民乡，我还结识了两个曾经的猎人。一个正值年富力强的全国劳模白色柱，一个是骑马而来的鄂伦春老奶奶林杰。他们和塔如梅一样，都有很长的故事，而不同故事的结尾，传递给我的是同一个信念——无论何时，猎人的精神堪比群山，至尊无上。 

我不由问道：“现在你们还想着打猎的事吗？”  

白色柱珍惜地抚摸着他手中的一杆用于旅游表演的道具枪，慢慢地说：“生态好了，总有一天……林子里下头一场雪的时候，数不清的野兽会到河边喝水…… 

野兽与人，都是生物链上的一环，也许永远不会彼此握手言欢，但是互为生存的环境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并不是说互为食物，而是大家都在用生命酿造着自然，再生着自然，以腐泥和大气的样式循环着自然。如今，人已经成了自然的霸主，可以为所欲为地对待那些隐秘的同行者，轻而易举地切断它们生存之路，的确亟需静下来想一想，自己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，从而达到理性的回归。当然，如果野兽有一天繁衍超载，让人类民不聊生，人们重新拿起猎枪，亦是无可厚非的。

森林和草原给了人类和万物生命和营养。

有了暴富的私欲，有了利润这个词，人类便有了挥之不去的贪婪，依然疯狂到了灭杀自己母体的程度。

猞猁

……

你见过猞猁吗? 所到之处，我不无焦急地询问。

猞猁？太稀罕了。

在莫尔道嘎林场，在穿越北方原始森林的车上，在蒙古祖地乞颜山谷底，我一无所获，找不到一个见过猞猁的人，无论是当年劈山开路的老林业人，还是现今开着雪地摩托在冰河上穿越无人区的探险青年，没有人给我肯定的回答。

终于，猞猁开始崭露头角。

二〇一八年冬季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原始森林的开阔地上，大雪无痕，一串动物的踪迹突兀而清晰。第一位置上，是一些花尾榛鸡的羽毛，这些褐色的羽毛竟然摆放有序。头翎，颈羽，脊羽，双翅，腹羽，花尾羽，依次排着，远看就像一只花尾榛鸡散开翅膀，趴在地上。然而，这花尾榛鸡已经血肉全无，连一根骨头也没有剩下。向导小周，是爱鸟志愿者，常年在森林草原勘察。他说，这一定是紫貂的残席，紫貂嘴尖牙利，善于磕松籽，剥野果，吃东西特别精细。天寒地冻，紫貂幸运地抓到一只花尾松鸡，却并不知这是自己最后的晚餐，厄运正悬于头上三尺。果然，沿着紫貂细小的脚印寻觅，就在不远处，我们看到了紫貂的尾巴，正如黑红色的火焰一般，摇曳在银色大地上，周边散碎的貂绒稀疏一片，像是水墨画中淡淡的洇染。紫貂的身子哪里去了，不得而知。下手如此干净利落，一定是不可抗拒的天敌，小周让我看那些脚印——拳头大小，深扎雪底，时隐时现，显然行走的过程伴有跳跃。是猞猁。

还有一件事更为蹊跷。二〇一九之秋，林中的杜香繁茂而成熟，香气浓郁扑面。一个年轻的管护站工人，无意中薅了几棵杜香，想带一些下山回家做香饵。咦，秋日的杜香怎么是湿的？他随即在裤子上擦干了手，又被脚底略湿的腐殖层滑了一下。他好奇怪，扶着树站来起来，往四处望了望，未见异常。可是，当他回到管护站，却坏事儿了，平日里和他十分亲昵的几只狗，通通翻脸不认人了，都冲着他狂吠，拦着他不让进屋。做饭的大师傅说，你身上有味，由于被杜香味混了，你自己闻不到。他急忙脱下衣服，挂在院子外，狗才消停。大师傅是老林区人，帮着他分析，结论是他可能踩了猞猁尿了。这意味着，他无意中进入了猞猁的领地。

猞猁

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管护局副局长刘立平告诉我，近两年，他两次在原始森林里看见过猞猁。第一次，看到了猞猁在路旁一闪即逝，第二次，一只猞猁蹲在他汽车的右前方，似乎对汽车充满好奇，当刘局长手提相机下车时，猞猁一动没动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。新生代的猞猁，看来还不知和它们的祖辈打过多年交道的人类为何物。

终于，我在乌尔旗汉的生态博物馆里，看到了三只完美的猞猁标本。亿万年滴水穿石之功力，大自然母体绵绵细雨般的养育，结成美轮美奂的正果。正如父亲所说，上冬的猞猁，最肥实。只见它们通身饱满油润，坐卧在雪地上，每一根毫毛都闪闪发光，脑袋警觉地前探着，一张脸，似乎是哪个工笔大师的杰作，眉眼鼻翼，嘴唇耳轮，法令线，抬头纹，深深浅浅，曲曲弯弯，无一不笔触精致，无一不出神入化，可谓婉转舒畅，楚楚动人。再看那三个猞猁的姿态身形和前后四肢：修长而茁壮，舒展又轻盈，似腾似挪，欲奔欲飞，活生生地灵动到极致。

三只健康硕壮的猞猁，集高贵，沉静，威武，睿智于一身，生命的深邃不言而喻。

猞猁，猞猁，真真乃万世不解之谜！你怎么能漂亮到这种程度呢？

木屋民宿的那一幕，在我心里一扫而光。

张超又给我发来了视频。密林深处，他们布置的远红外摄像机两次共拍到了三只健壮凶猛的成年猞猁。

我在心里默默地告慰父亲，岁月回来了，猞猁回来了。

父亲去世三十六年之后，母亲也走了。母亲生病期间，整日无声地坐在轮椅上，我想以往的岁月，一定像电影似的浮现她的眼前。我不敢提及任何一个和父亲有关的话题。

妹妹们为母亲搬了家。父母的家，已经很老了。

当我打开老箱子，一股呛人的气味飞扬而出，母亲当初放入的樟脑丸已化为齑粉。父亲的大衣出现了，拔针水獭的领子，绒毛脱落，猞猁内胆也尽显残旧，奇怪的是母亲的那件大衣不翼而飞，遍寻不见。我去问和母亲常住的两个小妹妹，去问照顾母亲的小表妹，她们看着我，一脸茫然。她们如此年轻，记忆苍白。 

我想，找到母亲大衣的那一天，就像父亲当年一样，把两件大衣的里子翻过来，挂在自己的书房里。（原载《北京文学》2021年12期）